第四届金融科技外滩峰会
7月8日-9日，中国金融领域的监管人士、学界专家、商界领袖及高管人士齐聚上海，出席第七届上海新金融年会暨第四届金融科技外滩峰会，共同探讨金融科技驱动全球金融变革的新议题。
此次外滩峰会以“科技驱动全球金融变革”为主题，由国内领先的金融专业智库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主办，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NIFA）、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IDF）提供学术支持，国际金融业协会、外滩金融、金融城协办。
作为国内最国际化、最高端、最前沿的金融科技盛会，外滩峰会以高质量的研讨内容和高水准的嘉宾阵容享誉业界。自2014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了3届的外滩峰会，吸引了国内外来宾共计2000位。2014—2016届外滩峰会嘉宾数统计数据显示：约7%为金融监管部门领导，约36%为各金融机构董事长、CEO、行长，约13%为各金融机构副总、总助和首席经济学家，约20%为各金融机构部门负责人员。
今年，本届峰会更是吸引了包括CF40常务理事、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SFI理事长、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姜建清，CF40高级研究员谢平，CF40&SFI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蚂蚁金服集团首席执行官井贤栋，陆金所董事长李仁杰，宜信公司创始人兼CEO唐宁，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世平，澳大利亚证券及投资委员会主席Greg Medcraft以及新加坡金管局首席金融技术官Sopnendu Mohanty在内的众多监管层代表、学界专家和商界领袖的参与。
此次峰会的商业合作伙伴有蚂蚁金服、陆金所、宜信、红岭创投、信而富。
要让金融科技创新走得动、行得通、做得正
CF40常务理事、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
李东荣从历史、宏观、全球三个视角全面分析了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当前存在的问题。他强调，要把握好金融科技创新与风险监管的适度平衡，实施创新式监管，积极探索监管科技、监管沙箱等监管新手段、新模式在中国的适用性和可行性，让金融科技创新“走得动、行得通、做得正”，也要让监管部门对金融科技创新“看得到、穿得透、管得住”。
李东荣介绍，中国金融业经过了金融电子化和信息化的阶段，当前正在朝着移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更高阶段发展。他提到，当前“工农中建”四大传统商业银行正在与百度、阿里、腾讯、京东等互联网公司“结对子”，“这对促进中国的金融科技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李东荣指出，长期以来金融业在科技创新应用方面既是积极推动者，也是直接受益者，“只有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的金融科技创新才有生命力。”
针对当前金融科技对金融稳定带来的影响，李东荣认为主要有正负两方面。从正向影响看，多元化的金融主体有效竞争，有助于形成稳定的商业模式，增强金融系统的稳健性。金融科技能够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将更多的小微经济主体纳入到经济金融活动中，有助于降低金融风险的集中度，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风险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
从负向影响看，金融科技提供跨市场、跨机构、跨地域的金融服务时，会使金融风险的传染性更强，波及面更广，传播速度更快。金融科技虽然推动了金融服务和基础设施的线上化、开放化，同时也使得技术依赖风险和网络安全风险进一步集聚。“金融科技服务的众多长尾客户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弱，更容易产生羊群相应，一旦发生风险，羊群效应会更突出。”李东荣说。
在他看来，金融科技对货币政策也产生了多重影响。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网络借贷、互联网基金销售等金融科技创新业务，降低了各类金融资产之间的转换成本和时间成本，使得金融市场对利率变得更敏感，有助于提高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同时，部分金融科技业务具有一定的货币创造功能，使得传统货币层次边界变得模糊，仅盯住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数量级货币政策效果会降低。
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金融科技增加了金融市场流动性需求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市场波动性加剧，增加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的难度和成本。
李东荣认为，伴随着互联网支付等电子化货币规模的快速扩张，将会减少流通中的现金数量，使得货币乘数、流通速度以及需求函数的估算，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他指出，虽然中国在金融科技发展速度和应用规模上处于国际前列，但要正视短板和不足。“客观上讲，中国在原创业务模式开发、核心技术特别是底层技术研发、主导国际标准制定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需要尽快补齐。”
为金融科技正名
SFI理事长、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姜建清
当前，不少人给新型金融科技企业贴上了“创新者”、“颠覆者”的标签，并认为金融业是个传统色彩很浓的行业。SFI理事长、工行原董事长姜建清在主题演讲中对这一看法提出“质疑”。他从金融历史沿革的角度出发，指出金融业在科技应用方面从来不是保守者、落伍者，而是最早的实践者、改革者和推动者。尤其是中国金融业的科技革命，一直在静悄悄地进行。
姜建清认为，金融与科技之所以能紧密融合、当代金融科技之所以如火如荼，是因为金融业本身是信息数据行业，依赖数据并据以决策。
展望未来，姜建清认为，科技发展及与金融的融合，将推动金融质态发生根本性改变。当前全球金融业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周期，金融业和新型金融科技企业均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两者互相学习、竞争和合作现象会交替出现，甚至不排斥资本的合作。
对金融科技监管应把握好普惠性等五条原则
SFI监事长、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会长万建华
本届外滩峰会上，SFI监事长、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会长万建华发布了SFI年度报告《金融科技发展的国际经验和中国政策取向》（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共分三篇十章，从发展、解构、监管三个维度对金融科技在国际国内的发展做了综合梳理和深入分析。
万建华认为，金融科技的发展不是颠覆传统金融的过程，而是传统机构融合、吸收、推进金融技术革新的进程。金融科技的发展依赖于金融与科技的双轮驱动，我国传统金融机构对此的重视程度和实际资源投入还需继续提升。
万建华提出了应继续观察应对的几个问题。其一，什么是金融，什么是金融机构，什么是金融体系，以及如何监管，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并加以明确；其二，金融科技公司的估值模式对新旧金融业态格局的冲击尚不明朗；其三，人工智能的应用推广对金融就业的冲击程度需要观察；其四，金融科技的监管探索或可推广至金融体系对创新的监管。
此外，万建华认为，在监管原则方面，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实际来看，对于金融科技的监管应把握好以下五条原则：
一致性，依据市场行为的本质而非机构主体实施原则一致的监管；
可靠性，通过技术验证和治理规范各类乱象，提升行业可靠性；
互动性，监管者主动参与金融创新的全过程，加强与市场主体的互动，共同推进负责任的创新；
普惠性，确保金融科技发展紧密服务实体经济，服从宏观调控和经济金融稳定；
自律性，高度重视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在约束企业自律经营上的重要作用。
积极营造综合生态，推动金融科技创新发展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区长杲云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区长杲云指出，金融科技已经成为未来金融业发展的重要领域。针对金融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新挑战，黄浦区将紧紧抓住全球金融科技加速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将金融科技作为黄浦打造外滩金融集聚带、外滩金融创新试验区的重要突破口，以更具前瞻性的视野、更加包容的态度大力推进。
1、要进一步增强城区核心功能。我们将进一步做优金融服务业，特别是推动拓展金融科技等新业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加快创新型金融机构、先进金融科技公司的集聚；支持金融科技领域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的发展。同时将积极探索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在政府服务方面的创新应用，鼓励平台间信息的共享和数据联通，不断提升政府服务效能。
2、要进一步深化政策引导扶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探索创新支持新兴行业发展的手段与方式，加大对重点金融科技项目的支持力度，对金融科技领域功能性平台，基础性、关键性技术研发和试验给予支持。深化政策引导，鼓励金融普惠式创新，支持金融机构运用信息科技加快升级金融基础设施、再造服务流程、优化客户体验。
3、要进一步优化综合生态环境。综合生态包括多个方面，核心是人，关键是环境，底线是安全。
在人才服务方面，我们将重点培养和引进一批金融科技领军人才、高级专业人才，鼓励各类金融科技行业组织、创新平台、研发中心、试验室的建设落地，为金融科技技术创新提供人才保障，促进相关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
在行业互动方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专业智库、标杆企业等多方面的复合优势，支持金融科技领域各类专题研讨、培训、论坛活动，促进行业内、国际间互动交流，努力为金融科技发展的智力支持和专业服务提供良好的环境。
在风险防范方面，我们将进一步优化金融发展的“土壤”，在金融监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探索运用信息技术积极应对金融创新带来的新挑战，在动态发展中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范处置机制和模式，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走出一条创新和规范齐头并进发展的道路。
建议成立横跨“一行三会”的数字金融监管委员会
SFI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
SFI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表示，目前数字金融机构多为混业经营，普遍涉足保险、基金、证券、银行等综合性业务，甚至出现了几乎拿到“全牌照”的金融科技公司，传统“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早已无法适应此种形势。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在分业监管框架改变之前，可考虑先行设立横跨“一行三会”的针对数字金融的监管机构。
数字金融与影子银行、地方政府融资都是当前监管最为缺失的领域，对于这些尚未看透的领域，其潜在金融风险是最大的。他强调，传统与数字金融业应统一监管标准，避免监管套利，监管部门也要积极探索和实施RegTech（监管科技）。而在探索RegTech的过程中，一个现实困难是，数字金融机构是站在行业发展前沿的引领者，而监管往往具有滞后性，因此监管机构应与数字金融机构积极展开合作，共同尝试探讨有效的监管框架。
面向新金融，没有竞争者，只有同路人
SFI理事单位代表、蚂蚁金服集团首席执行官井贤栋
在过去的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以牌照和产品为中心对外提供服务，不同金融机构之间是垂直割裂的。新金融体系下，一切将转变为“以用户为中心”。针对用户多元、丰富的金融服务需求，技术和金融、不同金融机构之间将打破边界，实现深度融合。
井贤栋认为，在新金融生态中，虽然不同的机构之间定位有差异，但彼此之间将是融合和共生的关系，互为生态。而真正的开放则是实现融合共生的必由之路。
“面向新金融，没有竞争者，只有同路人。”新金融如果是一场万米长跑的话，今天才刚刚开始，可能只跑出去了10米，与其顾虑于竞争，不如把目光聚焦在户身上，为此井贤栋倡议，“不同的机构携手共建新金融生态，代表未来和过去竞争，代表中国为世界发展做出共享表率。”
上海可把Fintech产业的集聚作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抓手
SFI理事单位代表、陆金所董事长李仁杰
科技在使金融服务更加普惠的同时，也为金融业带来三次变革，解决了传统服务的难点、痛点，并重构了金融服务流程。
SFI理事单位代表、陆金所董事长李仁杰强调，金融科技的发展要与监管形成良好互动，监管目标应着眼于防控风险、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金融改革进程和打造国家创新能力四个方面。他还呼吁，希望监管部门从培育国家创造力和竞争力的角度，给予相关企业更多的爱护、支持和帮扶，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使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奠定“全球市场领导者”地位。
他特别提到，国家赋予上海的重要任务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建议把Fintech产业的集聚，作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抓手。
业内大咖激辩金融科技：合规、普惠才是政策支持方向
如何理解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近两年虽然在业内引起热议，多家商业银行、新型金融机构都在大力发展普惠金融，那么到底如何理解普惠金融？
7月8日，在金融科技外滩峰会上，SFI常务理事、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说，普惠金融有“三好、三不足”。
他表示，第一，中国现在的普惠金融政策和环境是最好的。第二个“好”，广泛参与的程度高。现在除了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还有所谓新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机构，都在参与普惠金融。从人数来讲，中国参与普惠金融的学习、研究、实践，包括创新，应该是首位。第三，普惠金融产品创新非常好，也非常多。
对于普惠金融存在的不足，焦瑾璞认为，首先是，“人人都把自己的东西标榜为普惠金融。偷换概念，很多就是非法集资，不是普惠金融。”
第二，现在无论是普惠金融还是数字普惠金融，包括科技支持普惠金融，要有边界。金融与其他行业有所区别，金融需要有一定的技术门槛。现在所谓的互联网金融，边界在哪里？第三，在普惠金融里，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不足。普惠金融的供给方，掌握了大量的信息资源，而作为消费者则信息来源不足。比如有些产品，专门卖给老年人、小学生，这些合适不合适？我感觉这就是犯罪。
对此，陆金所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杨峻回应称，“如果把高风险的产品销售给老年人，而没有清晰的信息披露，非说成有百分之十几的收益，那自然是诈骗。”
他认为，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或是投资者保护的机制缺失。现在，利用一定的技术可以实现对投资者的风险管理，并判断其风险承受力。
普惠金融常常与科技金融挂钩，叶兴庆说，当前在谈到科技金融的时候，普惠性往往被作为科技金融的一个重要特征。金融科技普惠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在他看来，金融科技普惠性，主要提现在三点：
第一，金融科技通过降低传统金融体系的投资运行成本，从而达到普惠的目的。以前，传统的普惠金融要通过建物理网点才能消灭金融服务的空白乡村，但科技带来的普惠金融大量替代了人工，也降低了边远地区金融机构运营成本。
第二，普惠金融最核心的还是贷款。金融服务都有个普惠性问题，但核心的核心还是贷款。金融科技促进普惠行贷款方面的内在逻辑，就是降低了金融机构信息的获取成本。
第三，因为金融科技创新，出现了新的业态。其重要特点，就是以近似零边际成本，把尽可能多的场外客户纳入到金融服务体系中来。
普惠金融的问题需要科技来解决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速度很快，甚至下沉到乡镇级别，而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手段也得到了广泛使用。这是否说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较为顺利，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SFI理事、信而富创始人王征宇认为，当前中国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已经远远超过美国，但是普惠金融的问题在哪里？“只能是信贷服务。”他说，美国的信贷服务覆盖率超过70%，中国的信贷服务覆盖大概20%多，按这样来比，显然普惠金融的使命，是在这个地方。
中国当前有许多小额信贷公司，但是普惠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他看来，原因在于“惠”字。他说，这个字难住了小额贷款公司、银行和整个行业。贷款人的需求金额小，是这个人群的本质需求，还要求费率低，这样从业机构就没有兴趣去做了，因为从业机构的获客成本、服务成本太高。
王征宇认为，解决办法就是“科技”，因为科技可以解决长尾问题。在互联网上，所有的技术创新业务，都是通过解决倒“二八理论”才解决了普惠的问题。通过技术，极大程度地降低获客成本、提升服务体验，解决获客成本、风险控制、客户服务的问题。
不过，SFI常务理事、浙商银行行长刘晓春说，虽然用数字技术可以更好地解决普惠金融问题。但这不是简单的获客问题，还有一个风险评估问题。
他认为，从银行角度来讲，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资信评估。大多数的互联网金融公司讲究的是资信评估，所谓客户画像。信用评估体系，需要数字科技进一步深化。技术本身不能提高客户的信用程度，也不能提高客户本身的经营能力。所以，还是需要人去应用这些技术进行评估。第二，银行内部管理上，要进一步数字科技化，使得流程更流畅、成本更低廉。第三，数字信息社会的设施建设。许多信息不仅来自银行自身，也需要社会的信息整合，但这些又牵涉到我们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所以，这是个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之下，数字科技才能真正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好普惠金融。
单个机构无法建立权威数据平台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副主任王晓蕾认为，当前银行了解KYC（即充分了解你的客户）的方式在产生变化，这既影响银行的获客渠道、成本，也影响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
当前很多科技公司拥有大数据，问题是个人产生的数据到底应该由谁控制？她认为，这就涉及数据的所有权问题。“发展到今天，是时候要考虑把它还原给信息主体，就是你我他，就是小微企业。”王晓蕾说。
她建议，应该通过建立一个公共平台，“实现我本人把我的数字发送给我需要的、希望的、指定的机构或人。”
王晓蕾认为，对从事金融业务的人来说，通过一个权威平台，大家能按照一定的规则，把产生数据的各个源头，通过这个平台到达它需要的地方去，真正有条件让金融科技引领普惠金融，而不是说由金融科技公司来引领普惠金融。
她提到，传统的征信是为了解决还款意愿问题，所以征信处理的最核心数据，是借钱还钱的信息，更多是一个放贷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平台。
对于此前央行批准的8家可开展个人征信业务的社会机构，王晓蕾认为，从目前来看，所存在的最关键问题在于两点，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二是业务模式问题。
她认为，在未来新的数字世界，有个平台能把每个人在数字世界里沉淀下来的信息，按一定的规则来保证它的准确性、实用性。这样一个平台，“我认为是有待建设的，而不是说某家机构能做出来。 ”王晓蕾说。
如何监管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的发展迅速，但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发展都会带来一定的问题，作为监管者如何做到适度监管和鼓励创新之间的平衡？
CF40特邀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认为，这个度很难把握。监管需要做两个识别：一是合规还是不合规，不合规就要打击。第二，要对所有的金融科技进行识别，从普惠度的角度来进行识别，究竟哪些是真的有普惠性的？把这样的金融科技识别出来以后，作为下一步扶持的重点。这也是当务之急。
焦瑾璞认为，当前在所有的数字普惠金融里，需加强消费者保护，这要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同样，王晓蕾对此也颇为认同，“数字世界里要有保护个人隐私、安全、交易公平性。监管的目的，还是消费者保护。”
传统商业银行和新金融机构“握手言和”，这条路如何走下去？
外滩峰会分会场“商业银行与金融科技的融合路径”现场
一 从隔空打仗到步入洞房
最近，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分别与京东、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开展战略合作；此外，工行还制订了完整的金融科技发展战略，建立“七大创新实验室”，并积极推进企业级数据应用体系建设，优化调整IT架构；招商银行也提出计划将每年利润的1%用于金融科技创新……
“我国的传统金融机构转型必须依靠科技金融手段——无论是自己做，还是并购，或者和新的金融科技公司合作。”SFI监事长、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会长万建华这样表示。
万建华认为，金融科技公司与传统金融机构并不是简单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相反存在着很大的合作共赢空间。通过与金融科技业的合作，我国传统金融机构已经实现了增加客户、提高收入等短期目标，未来可挖掘的合作潜力非常巨大。
二 金融科技如何改变银行？
互联网银行代表——新网银行行长赵卫星对一项调研结果记忆深刻：85后的客户，和银行实体网点打交道的概率为0。他感受到，金融科技和银行的相互融合已经到了一个时间点，因为客户需求在改变，环境也在改变。
在SFI理事单位代表、上海华瑞银行行长朱韬看来，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带来最大颠覆的地方，在于“客户至上”的金融服务理念。“流量至上、体验至上”是互联网业态的生存法则，每一个APP、网页，每个产品经理、技术经理，从第一天上线起就会关注客户体验、流量，而这些对传统银行带来的冲击，这几年是毋庸置疑的。
传统银行花了几十年、上百年来教育自己的基层员工“以客户为上帝”，但是效果差强人意。对创新效率的意识，传统银行也一直在谈，但和互联网领域的高效迭代能力相比，即便是创新型的民营银行，也不能等量齐观。朱韬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银行业是强监管的，其系统架构也比较复杂，越成熟的银行，其科层严格，本身是条线林立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这可能是约束商业银行创新的重要内在原因。
金融科技另一个改变传统银行的领域在于对发展战略的认识上，朱韬观察国内商业银行的业务条线发现，大多数银行都朝着全能银行发展，而在金融科技领域，很多机构都强调聚焦、专注某一领域，因为它们服务的主要是小微、长尾人群，业务量大、复杂，所以必须聚焦业务，才能提升客户体验，注重迭代效率，也形成了工匠精神。他认为，这两年成立的民营银行，虽然各自发展路径不同，但是共同特点是战略都比较聚焦、精简，这促进了传统商业银行重大观念上的改进。
三 融合的未来是什么？
未来几年，传统商业银行和新金融机构的融合路径存在哪些趋势？朱韬从管理者的视角发现，第一个是融合趋势是以分工合作为主要特点的智慧客服，也叫智慧获客。普惠，长尾客户数量巨大，场景复杂，交易碎片，这种特征和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体系不同，包括金融体系、产品体系、组织架构体系、风控体系都不匹配，尤其是和服务覆盖能力的设计不匹配，这在几年内都难以改变。
而金融科技领域的机构，天然具备了服务普惠、长尾人群的优势和条件，它们善于细分，可以聚焦、深耕特定领域，在传统商业银行的前端，更加准确、高效地把握金融需求，传统银行可以新金融机构的技术能力，把这些金融需求输送倒流到自身银行。同时，商业银行应该更重视和金融科技企业的服务工具对接，既包括宏观战略偏好，也包括产品定价、风控、运营这些微观层面，打造、训练出符合金融科技需求的服务模型。
此外，朱韬认为，传统商业银行和金融科技融合的第二大趋势是以特长互补为基础的智慧风控。普惠金融一大难题就是风险管理，这是包括以大数据、风控为代表的一系列的定量风控、生物技术被广泛重视的重要原因，未来需要双方深入研究解决。
所有的融合路径都会和睦平顺吗？CF40理事单位代表、交通银行发展研究中心副总经理周昆平认为，在移动支付领域，大多数传统商业银行的尝试和努力都不太成功，虽然银行业有着98%的增长率，但是仍然赶超不到金融科技机构150%的增长率。
因此，在周昆平看来，未来，商业银行会和金融科技机构在支付领域“对峙打仗”，存款是银行的“命”，有了存款银行才可以放贷款，银行是货币创造机构，所以不会放弃移动支付制高点的抢占。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增长太快，这让银行倍感压力。
国际证监会组织正协商跨境监管：违规信息将共享
澳大利亚证券及投资委员会主席 Greg Medcraft
Greg Medcraft表示，证券市场的监管者应该着力做三件事情，以便让市场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内生性增长。这三件事分别是:树立投资者的信心;保证市场公开透明;阻止、化解系统性风险。
由于各国的金融市场有不同的条件、形态和特征，因此，全球金融监管的协调非常重要。Greg Medcraft认为，这不仅仅是把规范和标准协调起来，作为监管者还要综合、全面地看待法律法规的执行，要确保各国目标一致。
为什么协调如此重要?Greg Medcraft分析称，良好的市场环境可以推动创新，让市场能够很好地资助实体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监管者要确保投资者相信市场能有效、透明的运作。“找到这个平衡是很难的”。
随着科技的发展，金融行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Greg Medcraft认为，技术的变革能够推动金融系统的稳定。监管者一定要积极、有前瞻性地推动金融科技的繁荣和发展。但他也同时强调，金融科技可能会给跨境监管和监管规则一致性带来挑战，“全球的监管方都认为不应该出现监管套利的情况，我们要对一些原则进行协调、统一”。
如何推动金融科技方面的协调监管？据Greg Medcraft透露，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和中国的证监会进行了双边对话，以加强合作。IOSCO(国际证监会组织)也召集了包括中国证监会在内的监管方，商讨全球资本市场运作。现在有112个IOSCO(国际证监会组织)的会员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在跨境执法方面会进行协调，“一个辖区希望另外一个辖区的监管部门可以提供一些信息和文件，如果出现违规行为，可以将这些信息进行有效的共享”。
制定政策不能靠白皮书，必须多做试验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首席金融科技官Sopnendu Mohanty
据Sopnendu Mohanty介绍，新加坡建立了电子KYC平台，采用Myinfo信息数据库和政府对接，并与银行分享客户的信息。这个KYC平台涉及整个基础架构平台，包括数字身份认证、安全性的API等等。
至于数据越来越多，银行怎样和政府共同分享数据这个问题，他认为，政府能获取到所有人的数据，可以帮助银行更加高效地做业务。而支付环节也是比较简易的帮助银行的方式。
Sopnendu Mohanty同时宣布，明天将启动PayNow体系，该体系允许客户和银行共同连接，客户通过ID和移动电话和银行帐户进行映射，直接进行支付或转帐，并认为这个模式堪比支付宝或Apple Pay。
他强调，政策决策者要更多利用工具，鼓励大胆的创新和尝试。制定政策不能靠白皮书，必须靠试点，多做试验，与金融行业从业者携手合作，大胆创新、尝试，还必须表彰这样的努力。银行和监管部门今后也将更多地利用沙盒，来有针对性地重调政策框架。
美国没有金融科技独立监管部门
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和信贷部门审批及金融科技负责人Gerald Tsai
对于监管者应在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Gerald Tsai表示，首要的职责是保证被监管机构的运行是健康、规范、合法，包括公平对待消费者。此外，还要保证风险得到恰当管理。
Gerald Tsai介绍，美国并没有专门针对金融科技行业的监管部门，所以该行业面临州级或者联邦级不同部门的监管。“在金融监管方面，有各类功能性的，分业、综合的金融监管机构，有很多非银行的活动，像保险，主要由各州管理许可发放和审慎监督。另外有其它一些业务，既受50个州也受联邦政府的监管，横跨多个行业”。Gerald Tsai强调，虽然美国没有明确的支付体系监管机构，但是美联储在某些重大支付系统方面负责制定标准。
金融科技的好日子在后头
SFI 理事、宜信公司创始人兼 CEO唐宁
未来十年金融科技领域有七大创新前沿，即面向中小微企业的网贷、众筹、智能投顾、保险科技、监管科技、区块链驱动的技术应用、用科技做好投资者教育等。
他认为，虽然前段时间在金融科技领域有一些阶段性的整治、调整，但是未来十年，回顾过去的发展，在复盘、反思的基础上，我们能更好地利用技术、模式创新，好日子还在后头。
同时他强调，金融科技的创新并不是由技术驱动。一家企业应在深刻洞察客户需求的基础上，基于现有的各种技术，进行针对客户需求的研发创新，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客户。单纯为技术而技术，没有任何意义。
如何监管金融科技？这是来自美澳新三国的监管经验！
监管政策应当鼓励创新和试验
“金融监管决策者制定政策不能靠白皮书，必须靠试点，多做试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首席金融科技官莫汉帝（Sopnendu Mohanty）在峰会上强调，金融监管者应当与金融从业者携手合作，提供一系列政策工具支持并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大胆尝试、创新，从而提高创新效率。
据莫汉帝介绍，新加坡建立了电子KYC平台，采用Myinfo信息数据库和政府对接，并与银行分享客户的信息。这个KYC平台涉及整个基础架构平台，包括数字身份认证、安全性的API等等。他同时在会上宣布，新加坡在7月10日启动PayNow体系，该体系允许客户和银行共同连接，客户通过ID和移动电话和银行帐户进行映射，直接进行支付或转帐，并认为这个模式堪比支付宝或Apple Pay。
莫汉帝还认为，传统金融银行无法和阿里巴巴、腾讯这些科技巨头竞争，就是因为他们不能非常快速地跟随科技发展来更新其系统。如果要提供更好的服务，就要在开放式架构API上进行创新，这样能更有开放性。比如银行可以多和科技巨头交流、合作，共同建设一种开放式的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银行可以在更加微观的层面上为不同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帮助消费者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体验，这对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
澳大利亚证券及投资委员会主席格雷格·梅德柯拉夫特（Greg Medcraft）也表示，证券市场的监管者应该着力做三件事情，以便让市场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内生性增长。这三件事分别是：树立投资者的信心；保证市场公开透明；阻止、化解系统性风险。他认为，监管应当对新兴企业和传统企业维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来鼓励创新者拥抱机会。
监管要跟上科技发展步伐
“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往往害怕失败，不愿意承担创新风险。”莫汉帝指出，监管部门可以通过设立改革创新试点，采取“监管沙盒”等方式，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更加敏捷、有针对性地调整监管政策框架。
格雷格·梅德柯拉夫特认为，监管者一定要积极、有前瞻性地推动金融科技的繁荣和发展。监管要跟上并适应科技发展步伐，应当灵活监管。但同时又不能非常快速地去监管，因为监管者需要先了解最新的技术，然后再进行监管。
美国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移动应用及金融科技总监杰拉德·蔡（Gerald Tsai）则强调监管方也要跟上科技发展步伐，有效运用RegTech（监管科技）改善自身工作，让监管更加高效。他介绍说，目前美国已在反洗钱、合规方面利用相关监管科技，未来还将把这一方式应用于消费者保护等领域。
对于监管者应在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杰拉德·蔡表示，首要的职责是保证被监管机构的运行是健康、规范、合法，包括公平对待消费者。此外，还要保证风险得到恰当管理。
杰拉德·蔡介绍，美国并没有专门针对金融科技行业的监管部门，所以该行业面临州级或者联邦级不同部门的监管。“在金融监管方面，有各类功能性的，分业、综合的金融监管机构，有很多非银行的活动，像保险，主要由各州管理许可发放和审慎监督。另外有其它一些业务，既受50个州也受联邦政府的监管，横跨多个行业”。Gerald Tsai强调，虽然美国没有明确的支付体系监管机构，但是美联储在某些重大支付系统方面负责制定标准。
如何协调全球金融科技监管？
由于各国的金融市场有不同的条件、形态和特征，因此，全球金融监管的协调非常重要。格雷格认为，这不仅仅是把规范和标准协调起来，作为监管者还要综合、全面地看待法律法规的执行，确保各国目标一致，即以金融市场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格雷格强调，金融科技可能会给跨境监管和监管规则一致性带来挑战，“全球的监管方都认为不应该出现监管套利的情况，我们要对一些原则进行协调、统一”。
为什么协调如此重要？格雷格分析称，良好的市场环境可以推动创新，让市场能够很好地资助实体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监管者要确保投资者相信市场能有效、透明的运作。“找到这个平衡是很难的”。
如何推动金融科技方面的协调监管？据格雷格透露，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和中国的证监会进行了双边对话，以加强合作。IOSCO（国际证监会组织）也召集了包括中国证监会在内的监管方，商讨全球资本市场运作。现在有112个IOSCO的会员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在跨境执法方面会进行协调，“一个辖区希望另外一个辖区的监管部门可以提供一些信息和文件，如果出现违规行为，可以将这些信息进行有效的共享”。
莫汉帝同时也强调，数字安全性对于金融稳定非常重要。如果在大型金融公司或银行中出现大的数字安全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会对整个体系造成不可逆转的重大影响。因此，政策决策者、银行、科技公司，应该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数字安全性。这不只是局限在一个国家，而是全球化的。应当更好地进行跨国协作、分享数据，创造强健、安全的数字系统，是一个跨国境的大项目。新加坡在以往也花费了很多努力加强数字安全，包括政策制定、监控交易、结算等方面。
阿尔法狗取胜的秘密：“人+AI”或许才是未来的赢家
一 AI究竟是金融创新的决胜法宝 还是新一轮的技术泡沫？
1956年，AI的概念首次在美国的达特茅斯会议上被提及，是指“让机器能像人一样认知、思考和学习”。而近日在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主办的“第四届金融科技外滩峰会”上，指出，“AI具备感知、认知和用知。”他表示，AI是通过自主感知环境与内嵌式的机器学习机制，进行认知的一些计算，最后将认知应用于决策与行动的一种技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随着大数据的积累和深度学习算法在技术层面不断突破，AI的技术研发和应用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不仅读数据、写规则的效率大大提高，AI还通过舆情监控，在海量非结构化数据、各类市场表现中有效识别风险；同时在反洗钱方面，能够有效处理大量复杂数据，并进行智能分析，大大减轻合规负担。
招商银行总行智能投资工作室首席投资顾问邓炯鹏指出，过去AI是从高校到企业，但随着商业巨头垄断大量数据、先进技术和经验优势，金融领域对AI的应用逐渐呈现企业引领的势头。国内外知名金融机构、创业投资（VC）、信息企业纷纷诉诸投资AI，保持自己在行业中的竞争力，或实现弯道超车。
邓炯鹏在第四届金融科技外滩峰会上
然而，如何判断这股AI热潮是真的服务于效率和收益的提升，还是头脑发热的跟风？Ayasdi联合创始人、执行主席Gurjeet Singh指出，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需要冷静思考所运用的AI是否具备以下五种特征和能力：一是要有发现信息和规律的能力，而非导致新的问题。二是对用户隐私进行保护的能力。三是验证的能力。四是与场景结合、转化为行动与产出的能力。五是对市场结构和监管动态不断学习调整的能力。邓炯鹏指出，目前应用得比较理想的AI场景大致包括三类：一是对客户的精准营销，通过多维度的大数据对客户精准画像。二是为客户进行智能投顾的组合配置。三是基于语音识别、语言理解、知识检索等技术实现智能客服。
Gurjeet Singh在第四届金融科技外滩峰会上
二 AI的技术缺陷决定了“人+AI”才是王道
从技术角度来看，AI对单维度的分辨力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但绝大多数金融业务，譬如贷款、智能投资，都涉及更复杂的维度，AI难以提供清晰的答案。SFI理事单位代表、蚂蚁金服集团AI商业决策总监盛子夏以智能投资为例，指出AI只有在设定参数的条件下，才能设计出收益最大化的策略。对投资者而言，AI在量化客户风险偏好、流动性、风险承受、未来计划，以及市场和组合波动等因素时，面临较大瓶颈，难以提出综合性投资建议。同样，AI在相对明确的场景下可以做得很好，但在综合场景下比较困难。
盛子夏在第四届金融科技外滩峰会上
盛子夏指出，需要从过去股市闪崩的惨痛教训中看到，完全基于算法的投资、炒股，可能导致灾难性的链式反应。美国在经济危机时，道琼斯一下暴跌10000点，因为一个算法引起的链式反应所致。这需要监管和市场从业者从完全基于算法的逻辑中跳出来，对任何可能带来的链式反应的因素做合理评估。
目前我们仍然处在弱AI的时代，基于过去的经验判断与学习，“人+机器”模式仍将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指出，AI提高短时间的决策具有较大的优势，但对中长期的预测能力较弱。从AI在投资领域运用的成熟程度排序来看，智能投资最成熟，其次是智能投顾，最难的是智能投研。Sandeep Lal指出，AI的应用目前还处于早期阶段，在支付和交易领域较能发挥优势，其60%的工作可以通过AI工具，剩下比较复杂的还是应该由人来操作。探讨AI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需要明确边界，有些岗位和业务可以信任AI产出稳定、精准的决策，但仍有大量的岗位和业务需要依赖“人+机器”的学习路径和决策模式。
三 AI的未来取决于：数据捕获、隐私保护与穿透式监管
目前，AI面临数据不足的困境，更棘手的是，获取数据的过程极可能触及客户的隐私问题。新展银行数字银行总监Sandeep Lal等指出，通过Facebook等社交网络转账、查询交易记录与余额，可能使用户信息泄露，客户或因此更容易受到攻击，而金融数据的安全与否也决定了金融体系的稳健和持久性。第四范式创始人兼CEO戴文渊对数据缺血问题作出回应，认为国家部门应出面打通、统筹三大运营商的数据。盛子夏也同意监管方需要促进数据共享，解决数据孤岛问题。与此同时，金融机构需要主动提高信息透明度，增进与用户、监管方的交流与信任，进而形成行业与监管的良性互动，促进金融创新的稳健和可持续发展。
Sandeep Lal在第四届金融科技外滩峰会上
戴文渊在第四届金融科技外滩峰会上
众多专家指出，国内外监管者心态都比较开放，愿与金融市场从业者讨论AI和金融科技的应用前景。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IT总监高嵩指出，监管本身对技术应该是开放的，投资决策只要不突破红线就没有关系。监管只需要考量企业是否有不合规的动作，对公募而言，尤其需要守住保护民众财产的底线。
高嵩在第四届金融科技外滩峰会上
在监管路径和监管方的角色定位方面，指出，分类穿透式监管应作为监管AI在金融领域运用的主要原则。监管部门只需关注对微观行动的监管，区分是人还是机器作出的决策，更好地识别行为产生的根源，进而有针对性地确定监管规则和方法。戴文渊认为，监管机构只有在技术成熟度和算法复杂度上超过金融机构，监管才真正有效。Sandeep Lal也认同监管机构提升监管科技的必要性，因为只有这样，监管部门才能更开放地应对银行及金融科技公司的技术变革，同时保障客户信息安全。而则反对监管机构成为超级CEO或超级股东的思路，监管方不应不受约束地获得金融机构的所有信息，也不必要比金融机构做出更优的决策。认为监管的基本逻辑是对风控的监管，围绕风险数据，而不是所有金融数据进行审核评估。在此逻辑下，金融机构只需将风险数据提交给监管机构，监管方再根据这些数据作出相应的监管指引。
金融工作会议定调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 网贷未来在哪里？
一 监管引导更多良性退出 腾出更多市场空间
随着监管的逐步深入，“P2P的经营的确遇到一些困难。” CF40特邀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前所长张承惠表示，“现在很多P2P机构在公开场合都不愿意自称是做P2P，说得很含糊，社会上可能有些不良的声誉风险。”随着各类金融服务介入金融领域，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特别对业务单一的P2P机构来说，一旦业务受到限制经营就难以为继，因此，去年以来不断出台的网贷管理办法给整个P2P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加强监管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近几年已经出现了行业规模增长势头过快、业务创新偏离轨道等问题。根据“网贷之家”发布的数据，今年1月至6月期间，查出问题平台391家，其中转型27家，跑路23家。
对于中央的监管，业内人士更多是持乐观的态度。SFI理事、人人贷联合创始人杨一夫表示，“现在从业内外看P2P行业，都感觉到了寒冬期，但是我觉得现在反而比前两年的市场好很多，随着监管政策的密集出台，新生的机构不再进入，或者一两个月才看到一家新机构，这与以往每天都有新机构出现形成鲜明对比。回顾过去的机构退出，有良性退出，也有跑路事件、不和谐的事情，但这类跑路事件大多是伪网贷平台，它们打着互联网金融或者网贷的旗号，以诈骗为核心目的，完全没有经营能力去开展业务，不过这类公司对于大多数的理性投资者而言，还是可以识别的，因此产生的相应冲击也较为有限。”
杨一夫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的良性退出，事实上越来越多的P2P已选择相对良性的方式退出，在退出的过程中，平台停止开展新业务，但维持平台继续运营，让钱尽可能的回收，使用户的损失降到最低，这对行业应该是伤害最小的做法。正因为这些良性退出，整个行业的数据都在改善，在网贷发展热火朝天的2014、2015年很少有机构能做到真正盈利，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越来越多机构盈利，预测未来也会继续盈利。”
SFI理事、红岭创投董事长周世平表示，“明年这个时候，互联网金融已到整治收尾阶段，有的会通过备案，有的会退出市场，不适合条件退出市场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二 麦子可能被当野草割掉 业界呼吁“监管沙盒”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于各金融监管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管理部门要努力培育恪尽职守、敢于监管、精于监管、严格问责的监管精神，形成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的严肃监管氛围。”在严管高压下，如何才能做到既审慎监管又鼓励创新？经营不善、没有实力的P2P退出市场再正常不过，但是，野草和麦子长在同一个场景里，健康的麦子可能被当作野草除掉，金融创新可能被当作风险而处置，这会挫伤市场的积极性？
张承惠表示，“现阶段被监管对象和监管部门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空间，在现行监管体制下，就需要按照《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整改，整改不了就退出。能留下备案的，基本都是麦子，但一些扁麦子也可能被当作野草剔除。”
如何减少这种情况出现？张承惠认为，“一是监管部门和业界要保持充分沟通，不断调整、完善监管制度。虽然现行监管形势下难有沟通空间，但待登记备案结束，随着新业态、新情况的出现，业界和监管部门有望作深入沟通，调整监管措施。二是呼吁在P2P行业做监管沙盒，P2P是最适合做功能监管实验的领域，避免将创新扼杀在摇篮中。”
据了解，监管沙盒的概念由英国政府于2015年3月率先提出。按照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的定义,“监管沙盒”是一个“安全空间”，在这个安全空间内，金融科技企业可以测试其创新的金融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而不用在相关活动碰到问题时立即受到监管规则的约束。
CF40常务理事、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也提出，在金融科技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考虑借鉴监管沙箱、监管科技的理念，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创新管理机制，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展应用试点、产品实验，让所有金融产品创新“走得动、行得通、做得正”。
另一方面，通过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的并行互补，行政监管和自律管理的有机结合，建立金融科技风险全覆盖的长效监管机制，让监管部门对金融科技创新“看得到、穿得透、管得住”。“当然，这也很不容易。”李东荣称。
三 做监管希望做的事 打铁还要自身硬
“要做监管希望做的事，按规矩办事，打铁还需自身硬。” SFI理事单位代表、宜人贷CEO方以涵认为，“在监管的范围内，可从资产端、资金端、服务端三方面入手，找准市场定位，提升业务能力。资产端业务不断细分，大额、小额，长期、短期，无抵押、抵押类，个人信贷、小微企业贷款等都有较大的深挖空间，关键在于专注和深耕。资金端也在转型，银行、保险等传统金融机构进入市场与网贷公司合作，形成双赢局面。服务端，要利用金融科技公司自身的技术能力，为传统金融机构输出第三方服务，例如基础架构的搭建、提高获客能力、建立反欺诈风控系统等。”总之，随着监管的强化和业务的细分，P2P行业也迎来了发展机遇，只有真正拥有核心竞争力，才能更好把握发展机遇。
杨一夫表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是行业“马太效应”显现的阶段，整个行业仍是一个增量市场，更多规则的确立会帮助行业有序成长。未来行业环境将有望趋于良性，稳扎稳打并坚持合规运营的平台将更专注于业务，发挥自身优势，未来有望脱颖而出。
此外，杨一夫也呼吁那些还在不断寻找监管漏洞的被监管对象，越早找出一个退出路径，对自身、用户，乃至行业的伤害就会越少。未来的监管不会有明显的漏洞，包括因没有能力达到合规标准而更换名称、通过包装交易结构改变业务模式等做法都将难以为继。没有持续经营能力，或长期无法盈利、不断转换方向的机构，规模做得越大，坑就越大。“不要找漏洞，漏洞总有一天会堵上的。”
去职乐视后首次公开亮相 王永利外滩峰会详解数字货币
王永利在第四届金融科技外滩峰会上
一 什么是数字货币？
比特币之后，近几年各种类似的币相继涌现，大家对数字货币有了一定的概念。去年1月20日，央行和德勤举行了区块链座谈会，下午就发布公告——要争取早日推出央行主导的数字货币，这对数字货币在中国落地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到今天为止，数字货币依然不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人们对数字货币的理解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对应传统的现钞货币来看，数字化货币是传统货币体系（包括监管制度和运行体系）不变情况下的货币数字化，我们一直在朝这个方向走。今天广义货币规模已经达到160万亿，而流通中的现钞不过7万亿上下，比重不断下降。
第二种则是在一些专用的场景，比如游戏场或者互联网，用法定货币兑换的所谓“数字货币”。比特币之后，互联网上的各种原生币也属于这类，即其与货币以一定比率进行兑换。
今天大家说的数字货币不是前面两种，而是建立在新的货币体系上的一种货币。这个货币体系到底是否成立？其应用场景到底是什么？大家都在探讨技术层面，而没有对其“是不是币”进行论证。我认为，即使有法定货币，很多特殊场合仍然需要使用特殊用途的专用币或者代币，比如饭卡、饭票、购物券、购物卡等等。其具有特殊的功能或权利义务，不能用普通的法定货币取代。但是作为一种商圈币或者代币，它必须在指定范围内才能使用，否则就是挑战法定货币的权威，监管当局也要对其进行监管，否则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二 商圈币的未来：人人拥有新的线上身份？
比特币这类货币则是在完全虚拟的环境下，按照一定的规则去推送，推送后只能在圈里用。要实现其价值，必须出圈，并与现实法定货币进行兑换。离开法定货币，其就是一个空无的体系。而且在币的生产体系里，没有贷款利息或者投资分红这种机制，币可以在圈里转让、兑付，但是不能满足金融的需求。更何况总量还受到控制，且具有阶段性，每个时段的量全部已经界定好了，难以适应经济社会金融发展的灵活性需要，今后必然要退出货币的体系。
商圈币在特定的环境是否可以使用？答案是可以。随着技术的发展，在传统世界的运行体系下（或者这个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个网络世界的概念，大量的人和事物在线上运行。线上人们互相不见面，完全是信息在交互。所以，信任非常重要。而线上高频、高速的运行，对安全性、可靠性的要求非常高。线下可以进行T+0、T+3的清算，但线上不行。特别是，互联网平台可能跨出行政管辖的边界，甚至国家的边界。如果完全用一国的货币或者身份认可系统，很难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
那么，我们就需要一套线上运行的系统，比如重新赋予用户身份，不管现在持有的是中国的身份证，还是美国的ID，在这个系统上面都将拥有一个新的身份。因此，这个系统也将不承认线下的任何货币，上面只通用一种币，比如Ripple，不承认任何法币，但是法币可以与其进行兑换。这样的话，效率、成本完全不一样。
三 关于“去中心化”，你需要知道这些
另外，我们原来采用的是中心式技术，比如SWIFT，大家都要连接系统才可以使用，未来我们是否可以做到相互进行开户？只要大家都在同一个平台上，又可以实现相互开户，这样的话会大大加快清算速率，但是要做到点对点直接开户非常难。
大家再去看比特币是如何实现的，我们就可以清楚区块链的原理。为什么区块链或比特币是去中心化的？比特币运行的环境不是发行人自己维护的，需要计算机联网。每个人要加盟这个网络，且计算器要跟着运行环境一起运算，这样才会实现算力、存储力的共用、共享。
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保障加盟方的利益呢？这就要求规则必须公开，并内置于系统里，改动需得到多数人同意，否则即使是发行人也不能改。这时候，才出现了所谓的“去中心化”。“去中心化”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比特币特有的，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很多人意识到，信息的采集、处理，光靠一个机构的计算机无法完成，全球大大小小的主机都有日常冗余的安排，又有阶段性周期，一年中不同周期存在高峰和低谷，每一台都有大量的浪费。如果这些计算机联网进行共享，可能完全改变这一情况。这个观念已是多年延伸过来的约定俗成。
今天，比特币集成了这个观念，且比特币是一个真正成功的应用者，不仅取得了技术的成功，还有商业模式的成功。大家一起来看看比特币在哪些方面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总量控制，每四年自动砍一半。大家都进入流通系统后，肯定会发生流通溢价，因为这是小众商品，又是全球加盟链，全球资金都在热炒，价格一定会得到突飞猛进。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2013年之后比特币及类似比特币的币，价格都在快速上涨。
四 未来我们如何定位比特币？
很多人认为比特币们会颠覆传统货币体系。传统货币体系是多年锤炼出来的货币体系，受到一系列的制度支持，绝对不是随便的投放货币。因此，央行要推出其主导的数字货币，还需要进行认真论证。
我认为，所有法币外的币都应该被定位为“商圈币”，在其主导的互联网平台上可以自由运行；出了这个平台，使用则要受到约束。但我们现在对比特币这类币的定位是数字资产，而不是商圈币，也不是代币。它可以自由买卖，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约束。我一直认为，我们应该对比特币的定位进行重新思考，其到底是代币？还是资产？如果定位为代币，一定要对其有代币的各种管理要求，包括ICO。此外，我们是否允许存在跨平台的币投资？这些问题要思考。
区块链包含了很多技术，其是真正的集大成者，不仅在金融方面，在智能合约、分布式处理以及确保不可篡改等方面，都有很多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