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山基金会第二届年会：“金融危机10周年回顾与未来金融风险展望”
3月17日，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浦山基金会”）在沪召开浦山基金会第二届年会，主题为“金融危机10周年回顾与未来金融风险展望”。浦山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洛林发表致辞。
王洛林发表致辞
大会嘉宾合影
大会现场
全体大会一
上午的全体大会由浦山基金会理事长、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主持。CF40成员、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银监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浦山基金会理事、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黄益平，CF40特邀成员缪延亮，CF40学术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教授、复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魏尚进等先后发表主题演讲，就全球金融危机进行了回顾与反思。
央行应在金融监管中发挥主导作用
“碎片化的分业监管、以及在‘单一工具、单一目标’框架下弱化甚至分离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浦山基金会第二届年会上，徐忠认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普遍在危机后强化了央行的金融监管职责，就是因为央行能够站在整体全局的角度看待金融风险，而非局限于某个行业发展层面看待问题，在应对系统性危机冲击、维护金融整体稳定方面能够统筹兼顾指挥全局。
徐忠发表演讲
而这也是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一个重要启示。徐忠认为，当前我国面对的分业监管和并未得到有效监管的综合经营之间的矛盾，才是导致监管套利大行其道、金融风险大量积聚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建立央行为主导、实现“三个统筹”以及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有效统筹的全覆盖金融监管体系。
混业经营不是趋势而是轮回
和许多人所认为的“金融混业经营趋势不可逆转”这一观点不同，范文仲在演讲中指出，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之一就是人们经常会迷信混业经营是必然趋势。
范文仲发表演讲
以美国为例，在上一次全球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离，防止两个市场之间的风险传递，这一做法也确实帮助美国在战后度过了很多危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家也出台了栅栏原则，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自营交易和代客交易等。
“不要认为混业是一个方向，它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环境下的阶段性选择。”范文仲说。
范文仲认为，首先要明确发展金融业的目标应是促进资源的有效分配以提高实体经济的表现，而非规模和比例。在此基础上，机构应在微观层面上保持稳健，包括经营风险指标的稳健、企业文化的稳健、公司架构的简明、产品结构的清晰等等；而监管机构要在宏观层面上准确理解宏观审慎监管的含义，监管架构的变革只是宏观审慎监管的表象，最关键的还是监管的原则和理念，是对金融体系风险全局性的判断、把握和管理。
宏观经济稳定≠金融稳定
“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在看到宏观经济稳定的时候忽视了金融风险。”在谈到金融危机的教训时，黄益平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显示，2007年以来，尽管我国的经济增长逐渐企稳，但是金融风险却在持续上升。黄益平强调，不能看到宏观经济稳定就认为金融也稳定。
黄益平发表演讲
黄益平认为，应该灵活看待政府应发挥的作用。正常情况下应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危机来临时若还一味强调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则是不合理的。黄益平表示，他所做的研究发现目前金融稳定的很多问题集中在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很多杠杆率降不下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也就不可能提高。“这时候，政府需要做的是退出对经济的干预，真正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金融开放像大海，可载舟亦可覆舟
实际上，由于金融的危机传染机制很多时候需要在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才能实现，因此在反思金融危机时，也绕不开对金融开放的讨论。魏尚进认为，一般在讨论金融开放时，人们问的问题往往是“该不该、要不要、值得不值得”，但更需要探讨的其实是“金融开放要获得成功，需要哪些预备性改革与配套改革？”
魏尚进发表演讲
魏尚进认为，四个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的金融开放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第一，国内的金融制度安排，会影响一个国家要不要进行金融开放以及金融开放会带来何种后果。第二，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很多扭曲，会降低发展中国家开放带来的好处，有时甚至会逆转方向。第三，国内要素市场的扭曲也会影响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效果。第四，一国的政府治理水平也会影响金融开放的效果。
因此，魏尚进总结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若想获得成功，就需要该国在国内金融市场、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治理等方面进行改革，“做好预备性、配套性的改革非常重要。”
全体大会二
下午的全体大会二由浦山基金会监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秘书长邵滨鸿主持。浦山奖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哈继铭等先后发表主题演讲，就特朗普新政下的中美经济进行了交流讨论。
美国税改或将恶化其公共债务状况
余永定认为，我们既不应低估也不应夸大美国税改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这次税改的重头戏是公司所得税改革。但美国公司所得税在美国联邦税收中的比重很低，只有10%左右，2017年美国公司所得税估计为4200亿美元（个人所得税17900亿美元），对GDP的比例仅2%左右。很难设想公司所得税税率的下降、税收制度的调整和新税种的设立可以对美国经济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余永定发表演讲
尽管在短期可能产生的一些积极作用，美国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税率的下调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长期很可能被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增加所产生的抑制作用所抵消。税改对美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美国国际收支状况因此而改善的可能性不大。税改的最大问题可能是美国公共债务状况的恶化。中国需要对美国税改冲击做冷静、客观、全面的分析。对美国税改可能产生的负面冲击，作为对美的最大贸易顺差国和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必须预先做好准备。
美国重返TPP不会一帆风顺
“美国并不是反对全球化，而是以退为进，谋求更有利于本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打压中国、俄罗斯等国。”张宇燕称。
张宇燕发表演讲
美国释放的有条件重返TPP的信号将促进日本等国家加速推进CPTPP的实施，为美国回归TPP提供便利条件，亚太区域中不同合作机制此消彼长，将出现新态势。
美国重返TPP不会一帆风顺，有可能持续2-3年时间，但考虑到上面所提到的几个方面的动因，不排除美国在未来1-2年内重返TPP的可能。
钢铝关税信号作用>实际作用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已经出台的这些关税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似乎是不大的。比如说对中国钢铁和铝征收关税，中国对美国钢铁和铝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只有0.2%和0.5%，这个影响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哈继铭在演讲中指出，美国现在已经出台的政策，释放了一个危险的信号，接下来的政策可能影响就会比较明显。
哈继铭发表演讲
一旦引发贸易战，通货膨胀的提高将迫使美联储不得不加快加息步伐，从而导致股价和楼价下挫，成为压倒“长牛”的最后稻草。毕竟，美国股价和商业地产自2009年低点已经上涨了4倍和87%，股市牛市已经是二战以来第二长（仅次于2000年IT泡沫前的上升周期），股价估值也已经高于历史上90%的时间。利率上升对企业投资成本和还债能力的影响，物价上涨及资产价格波动对家庭消费的冲击将抑制美国经济增长，甚至将增长了9年之久的美国经济推向衰退。
全体大会三
下午的全体大会三由浦山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王海明主持。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会副主席谢平，CF40成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珺，浦山基金会理事、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CF40学术委员、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CF40成员、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等先后发表主题演讲，就中国金融风险评估与防范进行了深入探讨。
金融监管要简单透明、主动实干
谢平在会上表示，其实金融监管越简单越透明越好——机构准入明确，条件标准明确，审批严格，量化指标，事中监控。比方说，对于全国所有经批准的金融机构，将它们90%的业务分析透彻，列出监管标准，对于未经批准的、全社会在办的金融业务的数量，一一列出来，制定一个监管标准，这就完事，很简单。然后是处罚违规者，不合规的机构就让其破产、被处置、退出。
谢平发表演讲
为什么有些国家的金融监管比较简单？比如德国的“三会合一”模式。我看这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参考资料里也包括德国模式。这种模式表面上在首都实行的是“三会合一”的，但是在地方基层没有分支机构，监管全部委托中央银行进行。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劳动,节约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德国央行对每项业务的监管非常细致，操作手册也写得很具体。而我们在每一个城市都有“一行三会”的分支机构，存在重复监管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