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径山报告》正式发布 建言中国金融改革下一步
9月15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浙商银行独家支持的《2018·径山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报告》主题为“强化市场机制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分为一个综合报告和六个分报告，提出了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与主张。
《2018·径山报告》媒体发布会
今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九大部委联手发布了《“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如何建立现代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报告》围绕“改革”话题，直面中国四十年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得与失，从金融体系建设理论、金融补短板、货币政策框架、资本市场改革等方面，提出构建现代、市场化、适应创新需求的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
《2018·径山报告》媒体发布会
《2018·径山报告》课题组成员包括《径山报告》项目牵头人、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CF40理事单位代表、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峰，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纪志宏及CF40理事、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所有课题组成员均以个人身份参与研究，名单按报告章节排序）
在媒体发布会当天上午，CF40还就该课题组织了闭门研讨会，会上多位监管人士、专家学者、业内人士等都对该《报告》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此次发布会由CF40秘书长王海明主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 发布综合报告
在9月15日的媒体发布会上，黄益平代表课题组发布报告。他回顾了中国四十年金融改革与发展历程，并将这一历程的特点概括为“重规模、轻机制”，其主要成因是“双轨制”的经济改革策略。在改革前三十年，上述金融改革策略不但帮助中国维持了金融稳定，还创造了增长奇迹。
但随着近年来金融效率的下降和金融风险的上升，中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效果越来越令人担忧。导致这一变化的一个直接触发因素可能是中国经济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因此不得不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过去在低成本基础上建立的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企业都丧失了竞争力，中国需要培育、发展一批新的在高成本基础上有竞争力的产业支持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如果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要素驱动，那么现在就需要转向创新驱动。
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发布分报告
不过当前的金融体系存在多种问题，无法适应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新需求。在储蓄率下降而消费率上升、产业“服务业化”、制造业升级的背景下，家庭部门对资产性收入追求提高，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更加多样化。但金融体系在这方面的能力十分薄弱。二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不清楚。这主要体现在：“财政风险金融化”现象普遍，进而迫使政府为金融机构兜底。政府经常干预甚至取代市场，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进行风险定价并合理配置资金。三是金融监管没能管住风险。过去金融稳定主要靠政府兜底，长期以来造成了严重的道德风险，难以为继。现行的监管框架强调机构监管、分业监管，监管空白与重复监管的问题都很突出，一些监管政策之间也缺乏有效的协调，造成了许多金融风险。
在种种问题面前，“过去成功地支持了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金融体系，今天迫切地需要转型。”黄益平说。
CF40理事单位代表、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峰发布分报告
七大建议构建现代、市场化金融体系
中国的金融体系应该往哪个方向转型？
《“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明确提出，要“实现更高水平的金融市场化、推动更加全面的金融国际化、创新高效安全的金融信息化、推进完备统一的金融法治化、实现金融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大战略目标。
《报告》指出，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一部分，“现代金融体系”的“现代性”应主要反映“市场机制”的作用。具体包括三方面，一是提高资本市场在金融交易中的比重，即“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二是增强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即“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关键之一是实现市场化的资金定价，充分反映风险偏好和市场供求，形成各类期限的金融市场基准收益曲线；三是维护金融稳定，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黄益平同时在发布会现场指出，“金融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进一步的市场化，但它不会是一场放任自流的市场化过程。”
《报告》建议，可以考虑从以下七方面入手，构建现代、市场化、适应创新要求的金融体系：
第一，真正实现让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把金融决策权留给市场、建立金融机构准入与退出规则、完善资金的定价与配置机制，把政府的功能限制在宏观调控、维持市场秩序等方面。
第二，进一步推进银行的商业化改造。未来的金融体系中，银行仍会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改善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新型的银企关系、完善商业银行风险定价能力和规范化准入与退出机制都非常重要。
第三，围绕信义义务发展功能健全的资本市场。通过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实现金融资产公平、合理定价。改革资本市场税制，丰富金融产品市场。
第四，建立支持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金融政策。支持创新的金融决策权应该留给市场，合理发挥政府在产业政策方面的作用，同时统一决策的权、责，减少“政绩工程”。利用“改革试点”、尝试“监管沙盒”，平衡创新和风险之间的关系。
第五，金融监管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做到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并重、行为监管与审慎监管共举，同时增强监管政策的协调性。更合理地配置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有效性。
第六，货币政策要从数量型向价格型框架转变。确立央行政策利率以锚定与引导预期。通过调整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提高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疏通利率传导渠道。
第七，完善现代金融的法律体系。统一金融立法，及时更新一些内容明显滞后的现行法律，同时增强金融立法的前瞻性。
如何构建现代化货币政策框架？
《报告》指出，中国的金融体系具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机构以银行为主、融资方式上以间接融资为主；二是银行体系结构以大银行为主，存款集中在大银行；三是多个层面的政府隐性担保助长了银行的扩张冲动。在目前这样以银行为主、大银行主导、政府隐性担保存在的金融体系和环境下，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第一，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银行体系传导。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框架下，中央银行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管理银行信贷规模，从而达到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而在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型过程中，通过利率影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是货币政策有效传导的关键。
第二，货币政策的操作框架需要考虑到中国银行体系的结构性特征。我国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和资产均主要集中在大银行，大银行在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均掌握了定价权，中小银行是银行间市场融资链条的末端。大银行在资金市场的强势、大企业在信贷市场的强势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并且使得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非对称性，即货币宽松导致信贷扩张的效果超过货币紧缩导致信贷收缩的效果。
第三，政府隐性担保的长期存在使得央行的流动性调节需保持在紧平衡状态，维持结构性流动性短缺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如何构建符合中国金融体系的货币政策框架？《报告》建议，我国有必要提高政策利率调控有效性，理顺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完善市场化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
首先，要确立我国的央行政策利率以锚定与引导预期。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而言，“名义锚”的确立有助于减弱外部冲击对于公众预期的影响，维护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中央银行对政策利率的宣示和维护，就是确定和实现这个“锚”或基准的过程。今后一段时期内，应坚定不移地确立政策利率调控框架的核心地位，着力构建和理顺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发挥包括短期和中期政策利率在内的政策利率的调控功能，逐渐取代存贷款基准利率，继续将M2等数量指标作为监测指标。
其次，要稳定央行流动性操作机制。为更好地发挥央行政策利率的锚定预期功能，应扩大借贷便利工具合格抵押品范围，保证抵押品的可得性、规模性、便利性等要求。加快推进信贷资产质押和央行内部评级试点，增加金融机构合格抵押品，建立起包括国债以及达到一定评级要求的地方政府债券、金融机构债券、公司类信用债和银行贷款等在内的抵押品体系。还应推进创新工具常态化，提高操作的规律性和透明度，稳定市场预期。
再次，要促进央行资产负债表从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的转型。随着外汇占款的稳定，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发生了变化，这为央行资产负债表主动管理的转变提供了契机。应坚持“量服从于价”原则，通过调整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进一步提高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
同时，应进一步疏通利率传导渠道。具体而言，一是抓紧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通过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以及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来打破市场之间的分割；二是推进要素价格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地方政府事权财权划分，进而消除财务“软约束”；三是建立规范化、市场化金融机构退出机制，顺应市场适时适度处理个别金融机构的违约行为和破产事件，打破“刚性兑付”，促进银行间和产品间信用利差的形成。
最后，要完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支持体系，建立健全货币政策决策信息公开制度，增加央行信息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