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开放的下半场（2017径山报告）

中国金融开放的下半场（2017径山报告）
《径山报告》课题组 著    

中信出版社 2017年12月

推荐语

余永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中国金融开放的下半场》是一份讨论中国金融开放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历史经验和今后政策选择的重要研究报告，对中国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经验教训做了详尽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公允的政策建议，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杨凯生（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  

在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我们金融的对外开放政策应该是怎样的？作为改革和对外金融开放的重要话题，保持国际收支合理平衡的着力点是什么？《中国金融开放的下半场》给了我很大启发。该书对我国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情况做了着重介绍和阐述，并有其深入的思考，值得关注。

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金融开放的下半场》清晰地表达了中国金融行业的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对中国要坚持对外开放还是要强化金融管制，给出了清晰和坚定的声音；对中国在构建自身的金融稳定发展机制时，应如何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进行了严肃思考。该书的问世，留给了金融从业人员，从理论到实践进行更持久深入思考的一份记录。

《中国金融开放的下半场》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主办的《径山报告》项目2017年的研究成果，由综合报告和七个分报告组成。该书围绕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跨境资本流动、金融支持“一带一路”等金融开放领域的焦点话题展开讨论，分析了金融开放政策近40年的发展历程、现状和问题，并围绕“积极、稳健地推动中国金融开放”提出了政策建议。主要建议包括：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应统筹金融改革开放政策，“以开放促改革”应同“以改革助开放”相配合；积极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更多地让市场因素决定汇率水平；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建立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框架，并稳健地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并放松外资机构的持股比例，真正推动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尊重国际市场规则和惯例，实现金融市场更高层次的开放；利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积极构建对外投融资框架；完善与开放金融体系相匹配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效预防并化解金融风险。

目录

序言 中国金融业开放的目标模式和路径

本书摘要 积极、稳健地推进中国金融开放

总论  积极、稳健地开放中国金融业

贯穿 40 年的金融开放
成绩很大、问题不少
政策理念应该与时俱进
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助开放

01 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

从和平维度看国际战略环境
从发展维度看国际战略环境
从治理维度看国际战略环境
中国营造未来国际环境的策略选择

02 世界视野的中国金融发展

中国银行业发展历程、国际地位与未来转型方向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国际比较  
中国保险业的迅速发展及其国际地位的提升

03 进一步扩大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

扩大金融业开放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中国金融业开放取得的进展
中国金融业开放进程中仍存在问题
关于扩大金融业开放的下一步建议

04 走向浮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历程与现状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面临的挑战
走向浮动汇率

05 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逐渐加大
国际社会对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立场趋于软化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金融开放呈现波浪式前进
构建双支柱的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

06 以对外开放促进金融市场改革发展

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关键
主要金融子市场对外开放进展及评估
推进金融市场更高层次的开放

07 构建中国对外投融资合作框架

中国对外投融资合作现状评估
开展对外投融资合作应秉承的理念
抓住当前战略契机，构建中国对外投融资框架

附录 1 问答与讨论

附录 2 专家评论

部分参考文献

后记

序言

中国金融业开放的目标模式和路径

余永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中国金融开放的下半场》（又简称《2017•径山报告》）是一部讨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开放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历史经验和今后政策选择的重要研究报告。报告的撰写者都是来自中国权威机构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报告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

按我的理解，中国的金融开放主要包括两个部分：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中国最终应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这是学界的共识，但对于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特别是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学界存在不少分歧。该书对中国数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经验教训做了详尽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公允的政策建议。

在阅读该书时，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我们的口头禅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日苏联今何在？从 20 世纪70 年代末期到 80年代初，比较时髦的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模式，但这些模式要么胎死腹中，要么夭折。以威权政治加自由市场的“东亚模式”也曾热闹过。自然，中国不可能模仿这些“蕞尔小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此后，关于中国改革目标模式的提法似乎并没有改变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种提法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是一致的，但更加具体化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法中最关键的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通过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这种改革不外有两条途径，“摸着石头过河”或“某某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以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之路就是两者的结合。先以某某为师，再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不断向着目标模式前进，碰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再回过头看看有没有更好的目标模式。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是通过反复调整目标模式和通往目标模式的路径而取得的。

毋庸讳言，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模式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实现或基本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的开放。该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其一，全面介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跨境流动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现状。这实际上是给出目标模式。其二，详细描述中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业务，以及资本跨境流动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现状。其三，通过对中、外现状的比较，找出差距，提出由此及彼，最终实现改革目标的路线图、时间表和具体政策措施。报告的这种结构同中国数十年来对经济改革的探索非常契合。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浅见，报告的设计者并不一定同意我的解读。

该书的撰写人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对中国金融发展以及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的描述非常翔实。这一部分内容本身就可以独立成篇、构成一本简明“金融手册”。其他分报告也都具有这种可以独立成篇，改写成简明手册的特质。

该书的内容十分丰富，我没有全面评价的资格，下面仅就报告中本人比较熟悉的几个问题谈些粗浅的感想。

首先是资本项目自由化问题。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即便最终目标是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实现这一目标的路线图可能非常不同。该书是在资本跨境流动管理这一框架下讨论资本项目自由化问题的。尽管所讨论的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但由于视角的变换，资本项目自由化目标被淡化了。通过对我们自己和其他国家资本跨境流动管理的成败经验的讨论，报告提出了改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具体建议。我认为这种思路符合中国改革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先不多谈未来的愿景（也不是没有，但不必十分清晰），小步走、见招拆招、就事论事。这种研究思路回避了一些不必要的意识形态问题。根据这种思路制定的政策大概不会是最优政策，但可能使我们避免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过程中的外部条件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谁能事先设计好一条最优路径呢？

最近5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亮出一份资本项目开放（或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的时间表是不明智的。当一个国家仍然存在产权保护欠缺、政企关系不正常、税赋过重、汇率缺乏弹性等大量结构性和制度性扭曲的时候，即便拥有大量外汇储备，这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抗冲击能力也是脆弱的。放弃资本管制就使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暴露在大规模资本外流冲击的威胁之下。经济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无人知道何时大规模资本外流的压力会突然上升。许多学者相信“倒逼”，但用资本外流来“倒逼”改革是一种风险极高的策略。这种“倒逼”的结果很可能是改革进程的失控。你愿意冒这种风险吗？

同资本项目自由化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人民币国际化。坦率说，我不认为当初我们有必要大张旗鼓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本币国际化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把本币国际化作为一项政策加以推进。德国始终回避马克国际化。日本一度想推进日元国际化，但很快搁置了这一政策。美国大部分学者认为美国根本不曾有过美元国际化政策。本币国际化应该是由市场推动的自然过程，人为推进往往欲速不达。

本币国际化的重要前提条件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国际学术界和国际金融组织对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时序早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经过实践检验的路线图——例如，汇率浮动应该发生在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必然实际上暗含着相应的（但可能是不正确的）资本项目自由化路线图。两张路线图可能会发生冲突，并导致对资本跨境流动的失控。例如，人民币进口结算和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建立实际上是以资本的部分跨境自由流动为前提条件的。但在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上，这一步骤并不以汇率自由浮动为前提。这样，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就否定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公认的正确时序。

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中国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自然会进一步水涨船高。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会不断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机会与空间。例如，中国方兴未艾的海外投资就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企业自己是会抓住这些机会的。我们没有必要根据坐在房间里设计出来的路线图，以刻舟求剑的方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与资本项目自由化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而且是更重要、更现实的问题是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为了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大汇率弹性是扩大资本跨境流动自由度的前提条件。长期以来中国患上了严重的汇率浮动恐惧症。在世界上中国是最不应该害怕汇率浮动的国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中国目前的汇率制度是“软钉住”类中的“类爬行钉住”。到2015 年实行这种汇率制度的国家，除中国外，还有牙买加、克罗地亚、伊朗、利比亚、白俄罗斯、埃塞俄比亚、乌兹别克斯坦、卢旺达、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多米尼哥、危地马拉、安哥拉、海地、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突尼斯a。中国的许多政策，包括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都被汇率政策绑架了。该书对汇率体制改革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对此，我表示完全赞同。最近两年，由于央行逐渐停止了对外汇市场的常态化干预，中国的汇率制度已经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浮动汇率的特征。当然，真正的考验大概还未到来。

该书用很大篇幅讨论了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现状、问题和进一步开放的路线图。2017 年 11 月 9日，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中方按照自己扩大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将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包括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的市场准入。看来该书的完成恰逢其时。应该看到，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是中国履行“入世”之初的开放承诺。开放金融服务业同开放资本项目是不同的两件事。开放金融服务业并不等于放弃资本管制。事实上，中国完全应该大幅度地放宽金融业的市场准入。海外金融机构的进入，竞争压力的增加将促使中国金融机构改善服务，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和公众服务。与给出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时间表不同，给出金融服务业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是可行的和有益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金融服务业开放不可能不涉及资本的跨境流动。因而，在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的同时，我们必须提高管理资本跨境流动的水平。

该书不但讨论了中国金融服务业的“请进来”，而且讨论了中国金融服务业的“走出去”。近年来，中行马德里分行和农行纽约分行遭受驻在国金融监管机构处罚，遗憾的是报告并未讨论这些问题。我以为，在不涉及商业机密的前提下，报告应该深入讨论这两个案例，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的金融机构需要痛切地认识到：走向世界的道路并非铺满鲜花而是长满荆棘。一味退让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固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模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照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且不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模式也是各有特色的。在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模式的同时，如何在这种目标模式上打上中国印记，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挑战。令人略感遗憾的是，报告对这个问题似乎着墨不多。

积多年拜读各种政策报告的经验，我感觉一般政策报告有三个通病。其一，政策建议与整个报告的推论过程（如果还有真正的推论过程的话）没有逻辑的必然联系。其二，政策建议过于空泛，或面面俱到，说了等于没说。其三，由于是合作的产物，各个分报告往往不能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当然，克服这三个缺陷是困难的。这也是我本人从不敢接受撰写政策报告任务的原因。该书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上述三个通病，但还是有可改进的余地。《中国金融开放的下半场》是一份可以作为其他政策研究报告“对标”基准的报告，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在这个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值得决策部门、金融机构和科研院所认真研究。

能够激起激烈讨论是一份政策报告的最大成功。石沉大海则是一份政策报告的最大失败。希望《中国金融开放的下半场》的出版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讨论乃至尖锐批评。
   
本书摘要

积极、稳健地推进中国金融开放

金融开放政策贯穿了中国的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在 20 世纪80 年代，政府就通过逐步调整高估的汇率改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同时通过建立经济特区试验市场经济制度与对外开放政策。在 20世纪 90年代，政府一方面积极推行“以市场换技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策略，另一方面在 1994 年年初将官方与市场两个汇率并轨之后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2001年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政府承诺境内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以及外资金融机构享受准入前国民待遇。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又顺势而为，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还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

近 40年的金融开放政策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缓慢、反复”，二是“决心大、推进难”，三是政策协调性不够。这些特点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方式有关，但对金融开放政策的总体评价应该是“成绩很大、问题也不少”。汇率政策改革一直在朝着双向波动和市场决定的方向努力，但始终没有呈现出足够的灵活性；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最近两年出现了一些反复；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进展相对有限，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严重受制于境内外市场规则、制度方面的差异以及我国“通道式”的开放模式；对外投融资合作才刚刚开始，金融机构“走出去”明显滞后于企业“走出去”，跨境金融的服务能力还比较弱。

虽然金融开放政策存在一些问题，但迄今为止似乎并没有显著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而且确实有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在实施金融开放政策之后发生了金融危机。那么中国的金融业是否还应该进一步开放？从目前看，中国金融开放的程度不但明显滞后于实体经济，也大大落后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除此之外，起码还有三条理由支持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第一，金融开放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经济增长要靠创新，经济创新要依靠金融创新，金融开放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第二，金融开放是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扩大金融开放，不仅可以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技术和规则，还可以强化市场纪律，消除金融风险的痼疾，同时也有利于分散风险。第三，金融开放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途径。无论是积极维持经济全球化的方向，还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都要求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

与40年前相比，中国与世界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府在制定新的金融开放政策的时候，应该制定与发生变化的经济现实相适应的理念与策略。一是作为大国经济，中国制定金融开放决策需要认真考虑对国际经济的溢出效应；二是在积极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的同时，当局也应该考虑设立适度的、临时性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机制，支持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是汇率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既可以通过贸易渠道，也可以通过金融渠道，而金融渠道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四是“以开放促改革”应该同“以改革助开放”相配合，协同推进金融的改革与开放。

为了积极、稳健地推动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我们提出 7 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应统筹金融改革开放政策。

“以开放促改革”很重要，但“以改革助开放”同样必不可少，尽量避免形成金融开放政策“单兵突进”的现象。一是金融与非金融改革的协调，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对于利率市场化至关重要；二是对内与对外金融政策的协调，比如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取决于外资金融机构能否真正在境内市场享受准入前国民待遇；三是金融开放政策的协调，特别是协同推进金融业开放、汇率形成机制和减少管制三驾马车。

第二，积极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更多地让市场因素决定汇率水平。

自 2016年年底以来，外汇市场的贬值预期已经基本消除，实体经济也相对稳定，提高汇率灵活性改革的时间窗口已经来临。如果能够适时完成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惊险一跃，将为我国扩大金融开放和完善金融调控提供重要的体制机制保障，也将向国际社会发出非常积极的改革开放信号，增强我国参与国际金融事务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第三，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建立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框架，并稳健地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在微观层面，要去“宏观调控功能”，促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服务贸易投资便利化，同时把监管的重点从事前转向事中、事后。在宏观层面，构建资本管制和宏观审慎两个维度的管理框架，完善监测评估机制和压力测试等作为规则监管工具，同时保留托宾税等手段作为逆周期调控工具。但任何资本管制都应该是为其他改革和调整争取时间的一种临时性措施。

第四，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并放松外资机构的持股比例，真正推动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

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就是中国的境内机构，接受中国监管部门的监管，相当于金融业在外国进行直接投资，对于金融稳定的含义与短期跨境资本完全不同。因此，监管部门应该在持股比例、设立形式、股东资质、业务范围、牌照数量等方面对中外资机构一视同仁，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第五，尊重国际市场规则和惯例，实现金融市场更高层次的开放。

金融市场开放是我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要求。过去政策的开放度与实际的开放度之间存在较大的落差，主要原因就在于境内外市场规则与制度的不接轨。因此，首先要有序开放信用评级市场；其次要给予境外发行人在审计和会计方面更大的灵活性；最后应尽快明确境外投资者进入我国债券市场所涉及的税收问题。同时，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要兼顾中国国情和国际惯例。

第六，利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积极构建对外投融资框架。

除了继续大力发展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要努力构建全方位的商业性金融服务体系。监管部门可以顺势而为，引导中资金融机构在海外合理布局，鼓励金融机构提高跨境金融业务的广度和深度，还可以借助银行代理业务、银团贷款、东道国与多边开发银行、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市场和国际金融中心等的作用，改善海外投融资服务。

最后，完善与开放金融体系相匹配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效预防并化解金融风险。

金融开放既可以提高效率，也可能增加风险。应该以央行提出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的第六方面“跨境融资风险”为基础，扩展监管框架，包括关注金融开放政策的路线图、时间表与协同性，在不同的阶段，还可以主动调整开放策略，规避跨境资本流动，同时还要合理控制外债规模，优化外债结构。

后记

2015年“五一”劳动节假期，我和浙江大学的马良华教授相约到浙江省德清县调研小微企业融资问题，浙江在普惠金融方面的创新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既有传统金融机构利用软信息，也有互联网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经德清县政协朱伟强委员的安排，我们与当地的政府官员、金融高管和企业家进行了座谈，顺道也探访了著名的“莫干山会议”的原址。当年一群胸怀大志的年轻学者聚集在莫干山上，不分昼夜，不问资历，敞开辩论。莫干山会议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学者。

调研结束之后下山，我在西子湖畔的浙商银行总部拜访了刘晓春行长。在交流中，我提到浙江这块金融创新的风水宝地可以在中国的金融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探讨了一些活跃金融改革讨论的具体想法。刘行长当场表示浙商银行愿意全力支持这项工作。当时商定的初步设想是每年选择一个重要的金融政策问题，邀请一批权威专家到杭州郊区集中讨论，提出一些有创意、能落地的政策建议，希望能对中国金融改革产生有益的影响。

回到北京之后，我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王海明秘书长商量，希望能把这个项目放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的平台上。因为开展这样一项重要的工作，除了资金支持，还需要一个必需的条件，即专家库，因为每年的主题会有所变化，不能固定由少数几个人完成。而四十人论坛作为国内最顶尖也最活跃的金融领域的智库平台，汇聚了国内金融领域绝大部分权威专家。海明秘书长一口应承，并提出以研究报告引领研讨会、发布会的模式，同时邀请我担任这个项目的协调人。

之后，王海明、四十人论坛秘书处的宋晓佺、浙商银行办公室副主任苏雪燕和我举行了多次的工作讨论，确定项目的组织与运行方式。要特色鲜明又要能落地、有实效其实并不容易，项目方案几经波折，一年之后才最终确定。大致的形式是由浙商银行独家支持，四十人论坛组建年度课题组展开研究，每年九月下旬在杭州郊区发布研究报告。2016年 10 月，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会议讨论后，此项目正式立项。四十人论坛为此项目成立了协调小组，成员包括王海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和张斌以及刘晓春和我，协调小组的任务是确定选题并且邀请课题组成员。

另外，考虑到目前社会上已经存在多个以“莫干山”冠名的会议与组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们最后把这个项目命名为“CF40《径山报告》项目”。径山，位于杭州城西北 50 公里处，这里山峦叠障，流水潺潺，古木参天。创建于唐代的“径山寺”，以山明、水秀、茶佳闻名于世。南宋时期日本僧人来学习“径山茶宴”的做法和精神，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日本的“茶道”。《径山报告》选择以“径山”命名，寓意“品茶论道悟开放”。

协调小组广泛地征求了各方对 2017 年《径山报告》主题的意见，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李波司长等几位专家建议聚焦金融开放问题，最后协调小组将主题确定为“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金融开放”（不过后来在课题讨论过程中，一些专家提出虽然当前出现了一些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是否可以称为“逆全球化时代”存疑。因此，课题组最后确定的题目是“积极、稳健地推进中国金融开放”）。协调小组随后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和张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和我组成课题组。开题会议后，经过多次评审会议，最终于2017 年 9 月23 日在杭州西湖国宾馆正式发布报告。随后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在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了报告的英文版。

《径山报告》项目刚刚完成了第一年的工作，现在做全面的评估恐怕还为时过早。不过在发布会之后，媒体发表了数百篇的独立报道和评论文章。报告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也直接报送到了党和国家的决策层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在国际上也获得了诸多关注，特别是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动将报告翻译成英文。这份报告之所以产生了一点影响，归功于课题组成员，也得益于精准的选题，报告发布之日也正值国家有关部门紧锣密鼓地谋划推出新的金融开放政策之时，所以也受到了较多的关注。

这个项目能够顺利推进，要感谢浙商银行的大力支持，感谢四十人论坛秘书处各位同事辛勤而负责的工作，感谢各位协调小组成员与课题组成员的积极支持，当然还要感谢诸多参加开题会、中期评审会和发布会的专家们以及媒体朋友。任何一项工作的圆满完成，离不开每一个环节密切配合，这个项目也不例外。《径山报告》项目起码要做三年，目前《2018•径山报告》的主题已经确定，课题组也已经开始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做这样一件既有趣又有意义的工作，为中国的金融改革略尽绵薄之力。

《径山报告》项目协调小组组长 黄益平

2018年1月